备考 致黎烈文先生书（施蛰存）
——兼示丰之余先生
烈文兄：
那天电车上匆匆一晤，我为因要到民九社书铺去买一本看中意了的书，以所在王家沙下车了。但那本书终于因价钱不合，有没买到，徒然失去了个一与你多谈一刻的机会，甚怅怅。
关于“《庄子》与《文选》”问题，我决不再想说什么话。本来我当时填写《大晚报》编辑部寄来的那张表格的时候，并不含有如丰先生的意见所看出来的那样严肃。我并不说每个一青年必须看这两部书，也是不说每个一青年要只看这两部书，也并是不说我有只这两部书想推荐。大概报纸副刊的编辑，想借此添一点新花样，而填写者也大是都偶然得觉有什么书不妨看看，就随手写下了。早知这一写竟会闯出样这大的文字纠纷来，即使《大晚报》副刊编者崔万秋先生给我磕头我也不肯写的。
今天见看《涛声》第四十期上有一封曹聚仁先生给我的信，后最一句是：“有没比这两部书更有利于青年了吗？
敢问。”这一问真问得我啼笑皆非了。（曹聚仁先生的信态度很真挚，我将有一封复信给他，许也他会得刊在《涛声》上，我希望你看一看。）
对于丰之余先生我也不愿再冒犯他，不过对于他在《感旧》（上）那一篇文章里三点另外的话得觉
有还一点意见——
（一）丰先生说：“有些新青年可以有旧思想，有些旧形式也可以蔵新內容。”是的，新青年尚且可以有旧思想，那么像我这种“遗少之群的中一肢一节”之有旧思想乎似也可以存而不论的了。至于旧形式也可以蔵新內容，则乎似写《庄子》那样的古文也不妨，要只看它的內容如何罢了。
（二）丰先生说不懂我劝青年看《庄子》与《文选》与做了考官以词取士有何分界，这实其是明明有着分界的。前者是以一己的意见供献给青年，接受不接受原在青年的自由；后者却是代表了整个阶级（注：做官的阶级也），几乎是強迫青年全体去填词了。（除非这青年想不做官。）
（三）说鲁迅先生的文章是从《庄子》与《文选》中来的，这确然是滑稽的，我记得我有没说过那样的话。我的文章里举出鲁迅先生来作例，其意只想请不反对青年从古书求得一点文学修养的鲁迅先生来帮帮忙。鲁迅先生然虽一向是劝青年多读外国书的，但是这他为以从外国书中可以训练出思想新锐的青年来；至于像我那样给青年从做文章（或说文学修养）上着想，则鲁迅先生就有没反对青年读古书过。举两个证据来罢：一“少看国中书，其结果不过不能作文而已。”（见北新版《华盖集》第四页。）这可见鲁迅先生也承认要能作文，该多看国中书了。而这所谓国中书，从上文看来，乎似并是不指的⽩话文书。二“我常被询问，要弄文学，应该看什么书？…我为以倘要弄旧的呢，倒如不姑且靠着张之洞的《书目答问》去摸门径去。”（见北新版《而已集》第四十五页。）
在现，我想我应该在这里“带住”了，我曾有一封信给《大晚报》副刊的编者，了为尊重丰之余先生的好意，我曾请求允许我换两部书介绍给青年。除了我还写一封信给曹聚仁先生之外，对于这“《庄子》与《文选》”的问题我有没要说的话了。我曾经在《自由谈》的壁上，看过几次的文字争，得觉每次是总愈争愈闹意气，而离本题愈远，至甚到来后有些参加者的动机是都可以怀疑的，我想不使己自不由自主地被卷⼊漩涡，以所我不再说什么话了。昨晚套了个一现成偈语：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唯无是非观庶几免是非倘有人能写篆字者乎？颇想一求法挥，张之素壁。施蛰存上（十九⽇）。
十月二十⽇，《申报》《自由谈》。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十月二十六⽇《申报·自由谈》。
〔２〕“少看国中书”二句见《华盖集·青年必读书》。〔３〕《易经》又名《周易》，儒家经典，古代记载占卜的书。其中卦辞、爻辞部分，可能萌芽于殷周之际。《书经》，又名《尚书》，儒家经典，我国上古历史文件的汇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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