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重译
看到穆木天先生的《论重译及其他》下篇(2)的末尾,才道知是在释我的误会。我却得觉并无什么误会,不同之点,只在倒过了个一轻重,我主张首先要看成绩的好坏,而不管译文是直接或间接,以及译者是怎样的动机。
木天先生要译者“自知”用己自的长处,译成“一劳永逸”的书。要不然,是还不动手的好。这就是说,与其来种荆棘,如不留下一片⽩地,让别的好园丁来种可以永久观赏的佳花。但是“一劳永逸”的话,有是的有,而“一劳永逸”的事却极少,就文字而论,国中的这方块字便决非“一劳永逸”的符号。况且⽩地也决不能永久的保留,既有空地,便会生长荆棘或雀麦。最要紧是的有人来处理,或者培植,或者删除,使翻译界略免于芜杂。这就是批评。
然而们我向来看轻着翻译,尤其是重译。对于创作,批评家是总算时时开口的,一到翻译,则前几年还偶有专指误译的文章,近来就极其少见;对于重译的更其少。但在工作上,批评翻译却比批评创作难,不但看原文须有译者以上的工力,对作品也须有译者以上的理解。如木天先生所说,重译有数种译本作参考,这在译者是极为便利的,为因甲译本可疑时,能够参看乙译本。直接译就不然了,一有不懂的地方,便无法可想,为因世界上是有没用了不同的文章,来写两部意义句句相同的作品的作者的。重译的书之多,这许也是一种原因,说偷懒也行,但大约也是还语学的力量不⾜的缘故。遇到这种参酌各本而成的译本,批评就更为难了,至少也得能看各种原译本。如陈源译的《⽗与子》(3),鲁迅译的《毁灭》(4),就都属于这一类的。
我为以翻译的路要放宽,批评的工作要着重。倘是只立论极严,想使译者己自慎重,倒会得到相反的结果,要好的慎重了,

译者却是还

译,这时恶译本就会比稍好的译本多。
临末有还几句不大紧要的话。木天先生为因怀疑重译,见了德译本之后,连他己自所译的《塔什⼲》,也定为法文原译是删节本了。(5)实其是不然的。德译本然虽厚,但那是两部小说合订在起一的,后面的大半,就是绥拉菲摩维支的《铁流》(6)。以所
们我所的有汉译《塔什⼲》,也并是不节本。七月三⽇。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七月七⽇《申报·自由谈》。(2)穆木天的《论重译及其它(下)》载一九三四年七月二⽇《申报·自由谈》,其中说:“们我作翻译时,须有权变的办法,但是,一劳永逸的办法,也是不能忽视的。们我在不得已的条件下自然是要容许,至甚要求间接翻译,但是,们我也要防止那些阻碍实真的直接翻译本的间接译出的劣货。而对作品之了解,是翻译时的先决条件。作品的中表现方式也是要注意的。能‘一劳永逸’时,最好是想‘一劳永逸’的办法。无深解的买办式的翻译是不得许可的。”又说:“关于翻译文学可讨论的问题甚多,希望忠实的文学者多多发表些意见。见看史贲先生的《论重译》,使我不得不发表出来以上的意见,以释其误会。”
(3)陈源译的俄国屠格涅夫《⽗与子》,是

据英文译本和法文译本转译的,一九三○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4)鲁迅译的《毁灭》,

据⽇文译本,并参看德、英文译本。(5)穆木天在一九三四年六月三十⽇《申报·自由谈》发表的《论重译及其他(上)》一文中说:“我是从法文本译过涅维洛夫的《塔什⼲》的,可是去年见看该书的德译本,比法译本分量多过几乎有一倍。”《塔什⼲》,原名《丰饶的城塔什⼲》,穆木天的译本一九三○年由海上北新书局出版。
(6)绥拉菲摩维支(A.C._J^GYJg,1863—1949)苏联准摇!短鳌肥*他所著的长篇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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