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台大的助教工作忙碌来起，陆大来的教师多了，文学院长由沈刚伯先生接任（钱歌川先生回了陆大，来后转赴国美），外文系由英千里先生担任系主任。他由北平辅仁大学来，单⾝在台，初期也不定时上班，我仍须每天早上去开门，⻩昏锁门下班。系上的公文、教材仍由我经手，打字、分发，新来的助教侯健和戴嘲声在楼下研究室上班。
台大在舟山路与罗斯福路一巷內，新接收了一批小型的⽇式教员住宅“资深”助教可以申请。经济系的华严配得了一户，告诉我快去申请。外文系有只我个一资深助教，以所我也可以配到一户。那小小的榻榻米房间有全扇窗子开向种了花木的院子，我很开心地向裕昌说这好消息，原为以他也会⾼兴，不料他听了沉昑不语。第二天，他很正式地对我说，他不能刚一结婚就作
子的眷属。们我两个公教人员，只能分配到一处公家宿舍，他若去住台大宿舍，今后便不能申请铁路局的房子。最重要是，他的工作是全年无休，要随时保持铁路畅通，不可能每天搭换两路共公汽车准时上班，唯一己自能调度是的脚踏车（我的嫁妆里有一辆菲利浦脚踏车，在那时很帅，差不多像今天的汽车一样），若遇到工程有急需，从景美到台北站需骑半小时，会耽误公事。台北段近百里铁路，实在责任太大，以所他不赞成搬到台大宿舍。他的意见，我⽗亲完全同意，他在我由海上回湾台前已多次郑重赠言:“不能让丈夫耽误公事，也不能伤他尊严。”不久，铁路局台中电务段长出缺，裕昌我和商量，想调到台中段。他认为，那里的段长宿舍很好，有相当大的院子，们我在那里养育儿女比较舒服，台北段公事忙，事务多，局里局外的人事复杂，厌于应付，而湾台面临的政治局势，也令人忧虑。到了台中，们我可以静下来过己自的生活，静心看看己自的书再想前途。湾台若能定安下来求发展，铁路运转的枢纽在中部而是不台北，许也将来电务段的工作并不是只修修行车沿线的电线杆和通讯而已。
他请求调台中时，铁路局的人都说“这个老罗真奇怪，在台北首席段长做得好好的，却自动要调往小段去！”我向台大辞职时，前一任的系主任王国华教授说“MisS齐，有没人在台大辞职。”但我一生工作皆随夫转移，如此，我便随他迁往台中，一住十七年。
一九五0年六月五⽇，我第次一走进台中市复兴路二十五号的前院，玄关门外的那棵树开満了灯笼花，好似悬灯结彩
们我。大约二十坪的榻榻米房子，分成两大一小间，走廊落地窗外是个宽敞的院子，一端是一棵大榕树，树须已垂近地面。我立刻爱上了这个新家。
这时我已孕怀六个月，九月十九⽇在张耀东妇产科生了第个一儿子。由于分挽过程太长，挣扎至第二天夜晚已陷⼊昏
状态。我⺟亲惊吓哭泣，在旁呼唤我的名字，和当年舅舅在汉口天主教医院呼喊的她名字一样，从死神手中抢回我的生命。医师用产钳取出近四公斤的胎儿，我约二十多天不能行走。婴儿近三个月时，我⺟亲必须赶回台北，嫂嫂在十二月底生的她第二个孩子。
妈妈走后数⽇，裕昌下班时间仍末回家，屋內黑暗
冷。我大约气⾎甚虚，竟不敢留在屋內，抱着孩子拿个小板凳坐在大门口。房子临街，复兴路是条大路，有许多脚踏车和行人过往。靠铁路调车场，一直到台中糖厂，有大约三十户铁路宿舍，我坐在门口，将近九点钟，电务段的同事廖舂钦先生走过，他不知我因害怕而坐在门口，告诉我“段长今天下午带们我去涨⽔的筏子溪抢修电路，桥基冲走了一半，段长
上绑着电线带们我几个人在悬空的枕木上爬去过架线，个一
个一、一寸一寸地爬，这些命是拣回来的！”不久，远远看到他⾼瘦的⾝影从黑暗中走到第一盏路灯下，我就喜极而泣，孩子饿了也在哭。他半跑过街，将们我拥至屋內时，他也流泪说地“我回来就好了，赶快冲
粉喂孩子吧。”我的婚姻生活里布満了各式各样的铁路灾难，直到他一九八五年退休，近四十年间，所的有台风、山洪、地震…，他都得在最快时间內冲往现场指挥抢修。夜午电话至今令我惊悸，我得把沉睡的中他摇醒，着看他穿上厚雨⾐，冲进风雨里去。然后我就彻夜担心，直到他打电话告知⾝在何处。
实际上，在他退休之前，凡是天灾或火车事故之后他都不在家。十大建设凡是铁路所到之处是都他的责任，他那⾐物漱洗的随⾝包放在办公室，任何时间，个一电话，他就奔往⾼雄;再个一电话，奔往花莲。去几天呢？不道知。扩建苏花线的时候，坐工程车沿线着看，车上放个板凳，可以坐在轨道旁监工：隧道塌了再挖，他就多⽇不回家，逢到假期节⽇们他奔波
心更无宁⽇。们我在台北丽⽔街的邻居，陈德年先生，也是电机工程师，任局长五年內，从末在家过年，除夕晚上他坐慢车沿线到各站慰问回不了家的铁路员工。他的太太病重去世之前，正逢铁路电气化工程个一重要关头，他必须到现场打气，不能整⽇陪在病榻前。我对普天下的工程人员充満了同情与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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